蝉鸣聒噪得能掀翻屋顶，六月的日头毒得像要把人烤化，空气里飘着焦灼的热气，混着墙角泥土被晒裂的干腥味，吸一口都觉得喉咙发紧。
潘瑕把最后一页皱巴巴的复习题纸塞进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，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，指腹蹭过书包边缘磨起的毛边。
那是她爸传下来的旧书包，边角都补过两次补丁，里面还塞着半块硬邦邦的玉米饼，是她的午饭。
她太清楚这场高考意味着什么了，清楚得夜里常常惊醒，手心全是冷汗。
考上，就能拿着烫金的录取通知书，彻底离开这个巴掌大的小镇，去大城市读大学、吃商品粮，每月有固定的粮票和补助，再也不用跟着父母在菜地里起早贪黑，顶着烈日浇菜、摘菜，晒得皮肤黝黑。
再也不用听邻居大婶们凑在一块儿嚼舌根，说什么“女孩子读再多书也是嫁人，不如早点找个好人家”，那些话像针一样，扎得她耳朵发烫。
考不上，等待她的就是和镇上其他姑娘一样的命运——被父母托人介绍，找个附近国营工厂的工人嫁了，白天在缝纫机前踩一天料子，指尖被针扎得满是小窟窿，晚上回家做饭、带孩子，一辈子就困在这柴米油盐里，一眼就能看到头，连挣脱的力气都没有。
同桌的胳膊轻轻碰了碰她，指尖带着点冰凉的汗，压低声音，语气里满是慌乱：
“潘瑕，你说咱们能考上不？我昨晚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总梦见答题卡没涂完，监考老师催着收卷，我急得直哭。”
潘瑕勉强扯出个笑，嘴角的肌肉都有些僵硬，声音压得很低，连自己都觉得没底气：
“别想太多，把会做的题都做对就行，咱们都复习这么久了。”
话是这么说，可她心里的石头比谁都重，压得她喘不过气。
每晚躺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，床板一动就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，生怕吵到隔壁的父母，她脑子里全是公式、单词和文言文，连做梦都在背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有时候背到半夜，突然惊醒，以为考试铃响了，慌得伸手去摸桌上的复习资料。
她知道，这是她唯一能抓住的改变命运的机会，是她跳出泥坑的唯一跳板，半点都不能松懈，哪怕累得眼睛发酸、手指握笔握得发麻，也只能咬着牙坚持，连喝口水的功夫都觉得浪费。
在千里之外的中原大地，另一个姑娘也在为同一场考试拼尽全力，半点不敢松懈。
吕晓筠坐在自家土坯房的门槛上，后背靠着冰凉的土墙，借着夕阳最后一点余晖刷题，膝盖上垫着一块磨得发亮的木板，边缘都被磨得圆润，那是她用了三年的“书桌”，木板上还刻着歪歪扭扭的公式，是她平时随手记上去的。
她所在的河南省平顶山市，因煤炭闻名全国，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矿场，运煤的卡车轰隆作响，煤灰飘得满天都是，可这份“泼天的富裕”，半点都没轮到她所在的小山村。
村子藏在郏县的深山里，土路上全是坑洼，下雨天一踩就陷进泥里，拔都拔不出来，鞋子上沾的泥能有半斤重；晴天一刮风，尘土飞扬，迷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但没人敢小瞧这个无名小村，因为它隶属于一个全国闻名的公社——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”。
这名字长到能让第一次听说的人惊掉下巴，在当年全国无数公社里独树一帜，念一遍都得喘口气。
更特别的是，这名字是伟人亲笔题写的，村口的青石碑上刻着这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，红漆都有些脱落，却依旧醒目，每次路过，吕晓筠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，心里生出一股莫名的敬畏，连脚步都放轻了些。
村里的老人常坐在石碑旁的老槐树下，摇着蒲扇，给孩子们讲这名字背后的故事，语气里满是自豪：
“这名字可不是随便起的，背后藏着一段轰轰烈烈的往事，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荣光，是咱们穷人翻身的见证！”
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土改运动刚结束，贫下中农终于翻了身，手里攥着属于自己的土地，成了土地的主人，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。
为了把农业生产搞上去，摆脱各家各户单打独斗的困境，集体经营的模式很快在农村铺开，家家户户都积极响应，盼着能多打粮食，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。
1954年初，郏县邱庄村的9个农业合作社拧成一股绳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又吸收了30多户农民的临时互助组，成立了全乡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——先锋一社。
合作社的牌子挂在村头的土坯房上，红漆写的字，风吹日晒，却依旧鲜艳。
合作社刚成立那会儿，势头特别足，社员们个个干劲十足，天不亮就下地干活，天黑了才回家，连饭都顾不上吃。
没多久，合作社就发展成了有100多户人家的大社，人气越来越旺。
当年秋天，玉米、高粱大丰收，金黄的玉米棒子挂满了屋檐，高粱红得像火，平均每亩能产85到90公斤，比社外的田地增产三成还多。
社长黄聚恩拿着增产报告，笑得合不拢嘴，眼角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，逢人就说：“你看，这互助合作的路子就是走对了！咱们穷人，只要心齐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！”
可高兴劲儿没过多久，难题就来了，像一块石头，砸在了社员们的心上。
合作社壮大了，事情也多了起来，要记账、要记工分，要统计粮食产量，可全社上下就两个有文化的人，还都是小学文化水平，连复杂的账目都算不明白。
更让乡亲们膈应的是，这两个人成分不好，一个是地主后代，一个是富农后代，偏偏要替贫下中农管钱管账，乡亲们心里总觉得不踏实，夜里都睡不安稳。
“咱们好不容易翻了身，当了主人，难道还要让这些地主、富农的后代攥着咱们的命根子？”
村支书在社员大会上拍着桌子发火，声音洪亮，震得屋顶的瓦片都微微发颤。
“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必须让咱们穷人的后代来掌权，管咱们自己的钱，记咱们自己的工分！”
“替穷人争口气！”
这句话很快成了全村人的口头禅，大人小孩都能随口说出来，语气里满是坚定。
村干部挨家挨户动员，脚步踏遍了村里的每一户人家，把目标对准了那些正在读书的贫下中农子弟，语重心长地说：
“孩子们，回乡来吧，合作社需要你们，穷人的江山得靠你们守着，咱们不能让别人看笑话！”
1954年7月，鹿姑寺小学的六年级毕业生黄发娃，听了村干部的动员，眼睛瞬间红了眼眶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硬是没掉下来。
这个19岁的少年，当着班主任梁老师的面，把课本往书包里一塞，动作干脆利落，斩钉截铁地说：
“梁老师，我要回乡！这不是动员，是我自愿的，我要替穷人改变世界，要让咱们村越来越好！”
梁老师急得直跺脚，拉着他的手，语气里满是惋惜和急切：
“发娃，你成绩这么好，是咱们学校的尖子生，再读几年就能考中学、考大学，将来能有大出息，能去大城市，别一时冲动，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啊！”
可黄发娃心意已决，眼神坚定得像铁，摇了摇头说：
“梁老师，我不后悔，咱们村需要我，我不能只顾着自己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他就扛着铺盖卷，背着旧书包，一步一步回了村，背影挺拔，没有一丝犹豫。
受他影响，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16岁学弟邱振甲也跟着动了心，他看着黄发娃的背影，心里满是敬佩，当即收拾好书包，跟父母说了一声，就往合作社跑，嘴里还喊着：
“我也要回乡，我也要替穷人争口气！”
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很快传了出去，周边村庄的学子们也动了心。
6名初中毕业生、24名高小毕业生，纷纷响应号召，放弃了读书的机会，回到了农村，回到了合作社，成了专职的会计和记工员。
他们的脸上，都带着少年人的热血和坚定，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。
这些年轻人没让人失望，没有辜负乡亲们的期望。
他们白天跟着社员下地干活，扛锄头、割麦子、浇田地，皮肤晒得黝黑，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，却从不喊苦、从不喊累；晚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，在破旧的桌子上记账、算工分，一笔一笔，清清楚楚，连一个小数点都不敢错，常常忙到深夜，煤油灯的烟把鼻子熏得发黑，眼睛熬得通红。
1955年，黄发娃和邱振甲因为表现突出，账目记得清清楚楚，工分算得明明白白，还主动帮乡亲们解决难题，被全社群众推举为劳动模范。
县里开互助合作会议时，他们骑着马，胸前戴着大红花，穿着干净的新衣裳，在乡亲们的欢呼声和掌声中出了村，成了全村的骄傲，走到哪里，都能收到羡慕的目光。
也是在这次会议上，郏县县委注意到了先锋一社的经验，看着他们把合作社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粮食产量年年增产，心里十分欣慰，决定把大李庄乡作为全县农业合作化的试点，让其他乡镇都来学习他们的做法。
这一年，试点工作搞得风风火火，社员们干劲十足，粮食产量再创新高，仓里的粮食堆得像小山一样，那些返乡的学子们，成了推动合作化运动的中坚力量，成了乡亲们眼里的“文化人”“主心骨”。
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的努力，自己的坚守，竟然会引起远在北京的伟人的注意，会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。
1955年7月31日，伟人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专题报告中，乐观地预测农村即将迎来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，语气里满是对农村发展的期盼，对农民群众的关怀。
报告里说，中国要实现工业化，必须先搞农业合作化，摆脱小农经济的束缚，建立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模式，让粮食产量大幅提高，为工业化提供坚实的基础。
可要在几亿农民中推进合作化，谈何容易？
农村急需有文化的知识青年来支援，来帮助乡亲们记账、算工分，来传播农业技术。
当时，城镇里的学生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，很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在家待着，心里满是焦虑和迷茫。
一边是农村缺人才，缺有文化的年轻人，一边是城镇缺岗位，毕业生就业难，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，急需要解决，需要找到一条两全其美的路子。
恰好此时，共青团中央从苏联考察回来，带来了苏联动员城市青年去西伯利亚垦荒的经验——既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，又缓解了就业压力，一举两得。
伟人看了报告后十分重视，当即批示说“很有参阅价值”，心里渐渐有了一个想法，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。
从这以后，国家开始有组织地号召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、到边疆去，支援农业建设、开垦荒地，去最需要他们的地方，发光发热。
这一举动，既想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状况，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，又想解决城镇青年的就业问题，摸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，让每一个年轻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。
而在郏县，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如火如荼，势头越来越猛，越来越多的村子成立了合作社，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加入了合作社。
大李庄、邱庄、吴堂、杨庄四个村的7名初中毕业生、25名高小毕业生陆续返乡，彻底解决了合作社缺会计、缺记工员的难题，他们的做法，他们的经验，很快引起了许昌地委的重视，地委领导看了之后，十分满意，特意下令，让郏县县委赶紧整理经验报告，上报北京，让全国都来学习他们的好做法。
县委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“一支笔”李金法——他当时是县青年团一区书记，写文章是出了名的好，文笔细腻，思路清晰，写出来的报告既真实又生动，之前县里的很多重要报告，都是出自他的手。
接到任务的那一刻，李金法心里满是激动，也满是压力，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把这份报告写好，不辜负县委的信任，不辜负那些返乡学子的努力，不辜负乡亲们的期盼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