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32章 状元郎之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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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江曼却摇摇头,把他的《制艺大全》揣进怀里:“这是你熬夜写的稿子,可不能湿了。”说话间,一个浪头打来,船身猛地倾斜,江曼没站稳,眼看就要摔进水里,叶东虓一把抓住她的手腕,将她拉到身边。

  她的手腕很细,隔着湿透的衣袖,能感受到肌肤的温热。江曼抬起头,头发贴在脸颊上,眼睛亮得像落了星子,两人的呼吸交缠在一起,都有些发怔。

  “抓紧了。”叶东虓先回过神,松开手时,指尖还残留着她的温度。

  风浪折腾到后半夜才平息。天快亮时,船靠在一个小镇的码头,船家说什么也不肯再走,说近日水匪猖獗,不少商船都遭了劫。叶东虓和江曼只好上岸,找了家客栈暂歇。

  客栈里挤满了赶考的举子,三三两两地聚在大堂里议论。有人说北方不太平,洋鬼子已经打进了天津;有人说皇太后带着皇上西逃了,京城乱成了一锅粥。

  “这些事与我们何干?”一个穿长衫的举子冷笑,“咱们读书人,只要把文章写好,中了举比什么都强。”

  叶东虓听着心里不是滋味。他想起周先生说的“文以载道”,若连家国危难都置之不顾,写再多文章又有何用?江曼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,悄悄递给他一块干帕子:“先顾好眼下的事,乡试还等着呢。”

  两人在客栈歇了一日,雇了辆马车继续赶路。越靠近南京,路上的流民越多,个个面黄肌瘦,衣衫褴褛,不少人怀里抱着饿死的孩子,看得人心头发紧。

  “前面好像是赈灾的粥棚。”江曼指着路边的一处高台。几个官差模样的人正往流民手里递粥,可粥稀得能照见人影,还没等流民拿到手里,就被几个壮汉抢了去。

  “这些官差根本不是在赈灾,是在作秀!”叶东虓气得攥紧了拳头。他想起去年黄河决堤时,周先生带着他们熬的粥,虽不稠,却实实在在能填肚子。

  江曼从包袱里拿出半袋干粮,递给路边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。妇人接过干粮,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,对着他们连连磕头。叶东虓赶紧把她扶起来,心里像压了块石头,沉甸甸的。

  到南京城时,已是乡试前三天。江南贡院外挤满了各地赶来的举子,有白发苍苍的老者,也有十五六岁的少年,人人脸上都带着紧张和期待。叶东虓报了名,领了考号和席舍牌,牌上写着“天字七号”,字迹歪斜,像是用秃笔写的。

  他们在贡院附近找了家客栈住下。江曼帮叶东虓整理考具:笔墨纸砚、蜡烛灯笼,还有几件换洗衣物,都分门别类放好。她忽然从包袱里拿出个小巧的铜制暖手炉,塞进他手里:“南京夜里凉,这个你带着。”

  暖手炉上刻着缠枝莲纹,正是三年前那个冬天,她塞给叶东虓的那个。叶东虓摩挲着冰凉的炉身,忽然想起那时的情景,脸颊有些发烫。

  “明日进考场,记得把题目看仔细了再动笔,策论别写得太激进,考官都爱听些稳重的话。”江曼像个老妈子似的叮嘱,忽然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,脸微微泛红,“我……我就在客栈等你出来。”

  乡试一共三场,每场三天。进考场的那天清晨,天还没亮,贡院外就排起了长队。举子们背着考篮,手里提着灯笼,像一串移动的星子。叶东虓跟着队伍往前走,江曼站在客栈门口朝他挥手,灯笼的光映着她的脸,温柔得像幅画。

  考棚是用木板隔成的小格子,长宽不过三尺,里面放着一张木板床,一张小桌,连转身都费劲。叶东虓找到自己的“天字七号”,放下考篮,只见墙壁上刻着不少字,有前人留下的诗句,也有抱怨考场辛苦的牢骚,最显眼的是一行“光绪元年李某到此一游”,字迹狂放,透着股桀骜。

  第一场考的是四书五经。题目发下来,叶东虓扫了一眼,心里暗暗松了口气。“子曰学而不思则罔”,这个题目他曾写过不下十遍,烂熟于心。他研好墨,铺开纸,凝神静气,笔尖落在纸上,沙沙作响。

  写着写着,窗外下起了雨。雨点打在考棚的瓦片上,噼里啪啦响个不停。叶东虓忽然想起江曼,不知她此刻在做什么,是不是在客栈里看书,还是在担心他。走神间,笔尖一顿,在纸上留下个墨点,他赶紧蘸了点清水,小心翼翼地晕开,倒像是朵小小的梅花。

  三场考下来,叶东虓瘦了一圈,眼睛里布满血丝。走出贡院时,天已经黑了,雨还在下。他看见江曼撑着伞站在门口,竹笠的边缘滴着水,身上的衣服湿了大半。

  “你怎么不避避雨?”叶东虓接过她手里的伞。

  “我怕你出来看不见我。”江曼的声音带着笑意,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,“给你留的热馒头,快趁热吃。”

  馒头还带着体温,叶东虓咬了一口,眼泪差点掉下来。这三天里,他啃着干硬的饼子,喝着浑浊的雨水,此刻这口热馒头,竟比什么山珍海味都香甜。

  等待放榜的日子格外漫长。叶东虓整日在客栈里看书,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江曼便拉着他去逛南京城,看秦淮河的画舫,登鸡鸣寺的宝塔,试图让他放宽心。

  放榜那天,贡院外挤满了人,挤得水泄不通。叶东虓不敢自己去看,让江曼代劳。他站在街角的茶馆里,手指紧紧攥着茶杯,指节泛白。

  不知过了多久,江曼气喘吁吁地跑回来,脸上带着红晕,眼睛亮得惊人。“东虓哥哥!”她举起手里的榜单抄件,声音都在发颤,“中了!你中了第二十七名!”

  叶东虓愣在原地,仿佛没听清她的话。直到江曼把抄件塞到他手里,他看见“叶东虓”三个字赫然在列,才猛地反应过来,眼泪“唰”地掉了下来。

  他中了!他真的中了!母亲不用再住漏雨的土坯房了,那些接济过他们家的邻里,他也能好好报答了!

  “太好了!”江曼也跟着掉眼泪,笑着用帕子给他擦脸,“我就知道你一定行!”

  两人站在茶馆门口,看着街上奔走相告的举子,听着鞭炮声此起彼伏,心里都像揣着团火,暖烘烘的。叶东虓忽然想起去年在苏州小桥上的诺言,低头对江曼说:“等我将来做了官,一定奏请朝廷,开女学,让天下女子都能读书。”

  江曼看着他,眼睛里闪着泪光,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  回客栈的路上,雨停了,月亮从云里钻出来,洒下一地清辉。叶东虓手里紧紧攥着那份榜单抄件,仿佛握着整个世界。他知道,中举只是开始,前路还有更长的路要走,还有更多的事要做。

  可只要想到身边的人,想到心中的梦,他就觉得,无论遇到什么风雨,自己都能闯过去。

  南京的秋夜,带着雨后的清凉和桂花的甜香。叶东虓和江曼并肩走在石板路上,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,像两条紧紧依偎的河,终将汇入更广阔的天地。

  他们的故事,还在继续。在科举的道路上,在时代的浪潮里,在为了梦想而奋斗的日日夜夜里,一点点,书写着属于他们的传奇。

  第五章 京华尘梦

  光绪二十七年的早春,永定河的冰刚化开半尺,叶东虓已站在正阳门外的棋盘街上。灰砖城墙在朔风里泛着冷光,城门洞下往来的车马扬起尘土,混着骡马的嘶鸣与商贩的吆喝,撞得他耳膜发疼。

  “这就是京城啊。”他低声感叹,指尖无意识摩挲着包袱里的举人文凭。乡试中举后,他在南京盘桓了两月,一边等着吏部的文书,一边帮江曼整理她父亲托人从上海带来的西学译着。直到腊月里,礼部的春闱告示传到镇上,他才揣着江曼塞给他的五十两银票,跟着同乡的商队踏上北上的路。

  江曼原本要跟来,说要去看看京师大学堂,可她父亲突然染了风寒,只好留在江南。临走前,她把那只缠枝莲银暖手炉包在蓝布帕子里,塞进他包袱最底层:“京城比南京冷,夜里看书别冻着手。”又把一本《万国史记》塞进他手里,“听说京城的考官爱考时务策,你多看看这个。”

  此刻那本书正揣在他怀里,书页被体温焐得温热。他抬头望了望灰蒙蒙的天,远处的紫禁城角楼在雾里若隐若现,像幅没干透的水墨画。同乡的商人拍着他的肩说:“叶相公,前面就是会馆,咱们先去落脚。”

  江南会馆在崇文门外,是座三进的院落,住着十几个等待春闱的江南举子。叶东虓住的西厢房挨着马厩,夜里能听见骡马打响鼻,空气里总飘着股草料味。同屋的是个苏州举子,姓柳,说话带着吴侬软语,见叶东虓背着旧包袱,眼里便多了几分打量。

  “叶兄是哪年中的举?”柳举子摇着扇子,尽管屋里还生着炭盆。

  “去年秋闱。”叶东虓正整理书案,案上摆着从家里带来的砚台,边角已磨得发亮。

  柳举子“哦”了一声,扇柄敲着掌心:“那叶兄是‘新科举人’,前途不可限量啊。不像我们,考了三回还在原地打转。”话里带着酸意,目光落在叶东虓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袍上。

  叶东虓没接话,只是铺开纸,开始默写《策林》。他知道,在这卧虎藏龙的京城,光靠一个举人功名远远不够。同乡的商人说,去年春闱,有举子为了打通关节,一次就送了三百两银票,还不算古玩字画。他摸了摸怀里的银票,心里沉甸甸的——这五十两,够江家买两匹好绸缎了。

  几日后,叶东虓去礼部报名,路过琉璃厂,看见不少书铺字画店,便走进去逛逛。铺子深处摆着些西洋玩意儿,有能照出人影的玻璃镜,有会走的铁制钟摆,还有几本封面印着洋文的书,被掌柜的用红绸子包着,说是“泰西新学”。

  他拿起一本《格致入门》,刚翻开,就听见身后有人说:“这位兄台也对西学感兴趣?”

  回头一看,是个穿月白长衫的青年,面容清瘦,眼睛亮得像秋水,手里拿着本《天演论》。叶东虓拱手道:“只是随便看看,略懂皮毛。”

  青年笑了,露出一口白牙:“在下梁启超,广东新会人。兄台看着面生,是初次来京?”

  叶东虓心里一动——这名字他在江曼给的《时务报》上见过,写的《变法通议》字字铿锵,让他彻夜难眠。他连忙拱手:“原来是任公!在下叶东虓,江南常州人。”

  梁启超握着他的手,力道很足:“叶兄不必多礼。看你手里的书,想必也关心时务?”他拉着叶东虓在书铺的茶座坐下,滔滔不绝地说起西洋政体、变法图存,眼睛里燃着火焰,“如今国势衰微,若再守着八股取士的老规矩,亡国只在旦夕之间!”

  叶东虓听得心潮澎湃,把江曼说的“开女学、兴新学”的想法讲了出来。梁启超拍着桌子叫好:“叶兄此言甚是!女子若能识字明理,何尝不是国家的元气?我在上海办《女学报》时,就说过‘欲强国,先强种;欲强种,先教女’!”

  两人越谈越投机,从日头偏午聊到暮色四合。临走时,梁启超把《天演论》送给叶东虓:“这本书你拿去看,里面说‘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’,正是眼下的世道。”又约他三日后去松筠庵参加集会,“都是些关心时务的朋友,一起聊聊救国之道。”

  叶东虓揣着书回到会馆,夜里在灯下细读,越看越心惊。书里说的“优胜劣汰”,像把尖刀剖开这看似平静的世道,让他想起黄河决堤时的流民,想起南京城外抢粥的饥民,想起江曼说的西洋轮船在长江里横冲直撞。

  “原来这天下,早已不是四书五经里写的样子了。”他喃喃自语,指尖划过“亡国灭种”四个字,心像被针扎了似的疼。

  三日后,叶东虓如约去了松筠庵。庵堂里挤满了举子,有白发苍苍的老者,也有二十出头的青年,人人脸上都带着焦灼。梁启超站在佛龛前慷慨陈词,说甲午战败后,列强瓜分中国,若不变法,不出十年,中国就要像印度、越南一样沦为殖民地。

  “我们要联名上书!”有人高喊,“请求皇上拒和、迁都、变法!”

  举子们纷纷响应,叶东虓挤到桌前,在请愿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笔尖落在纸上时,他手有些抖——这名字一签,就不再是只求功名的举子,而是要和这风雨飘摇的国家绑在一起了。

  回到会馆,柳举子见他神色异样,阴阳怪气地说:“叶兄莫不是去掺和‘公车上书’了?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,安安稳稳考你的进士才是正途。”

  叶东虓没理他,只是把梁启超送的书藏进箱底。他知道,柳举子说的是多数举子的想法——寒窗苦读十几年,只为金榜题名,谁愿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变法?可他忘不了梁启超说的“亡国灭种”,忘不了江曼捧着西学译着时眼里的光。

  春闱如期而至。第一场考四书五经,叶东虓写得中规中矩,不敢有半点出格。第二场考策论,题目是“论海防”,他想起梁启超说的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,便在策论里写了“仿西洋建海军,造坚船利炮,方能御外侮”,又引了《万国史记》里英国海军的建制,写得酣畅淋漓。

  走出考场时,天飘起了小雪。他看见几个举子聚在墙角议论,说今年的主考官是守旧派的徐桐,最恨新学,写时务策的怕是要落榜。叶东虓心里一沉,却并不后悔——就算落榜,他也想让考官看看,这天下的举子,不全是只会寻章摘句的腐儒。

  等待放榜的日子,他常去京师大学堂旁听。校舍是旧王府改的,门口挂着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匾额。学生们穿着统一的操衣,有的在念英文,有的在做算术,还有的在讨论《海国图志》,脸上带着叶东虓从未见过的朝气。

  他在学堂门口遇见个穿男装的姑娘,正和学生们争论“民权”,声音清亮,眉眼间竟有几分像江曼。姑娘看见他,笑着拱手:“这位兄台也是来旁听的?”

  叶东虓点点头,姑娘便拉着他一起讨论,说女子也该有参政权,不该只围着锅台转。叶东虓想起江曼说的“上海女学堂”,心里忽然亮堂起来——原来这京城,也有和江曼一样的女子。

  放榜那天,叶东虓去得很晚。红榜前的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,他从榜尾往前找,眼睛扫过一个个名字,心越沉越低。直到看见“第三甲第一百二十名 叶东虓”时,他愣了半晌,才猛地蹲下身,捂住了脸。

  中了,虽然只是三甲同进士,可终究是中了!他想起母亲在村口的眼泪,想起江曼塞银票时的眼神,想起梁启超说的“变法图存”,眼泪混着雪水往下淌,冰凉却滚烫。

  回会馆的路上,雪越下越大。他路过一家糕点铺,买了两盒京八件,想寄回江南给母亲和江曼。铺子里的伙计笑着说:“这位老爷定是新科进士,要给家里报喜吧?”

  叶东虓摸着那烫金的“进士”二字,心里却没有多少喜悦。他知道,三甲同进士很难进翰林院,多半要外放做个小官,离他“奏请开女学”的诺言还远得很。可他又想起梁启超的话:“天下事,只要有人做,就不算晚。”

  他走到邮筒前,把糕点盒寄了出去,又写了封信给江曼,说自己中了进士,说京城的雪很大,说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很有朝气,最后写道:“等我当了官,第一件事就是请你来看京师大学堂。”

  信投进邮筒的瞬间,雪停了。一轮残月从云里钻出来,照着棋盘街上的车马,也照着远处紫禁城的琉璃瓦。叶东虓紧了紧棉袍,朝着会馆走去。他知道,前路不会平坦,这京华尘土里,藏着比江南更烈的风雨。

  可他不怕。怀里的《天演论》还在,包袱里的银暖手炉还在,心里的梦还在。就像这早春的雪,看着寒冷,却藏着破土而出的生机。

  他的故事,还在继续。在这古老又动荡的京城,在这新旧交替的时代浪潮里,一步一步,朝着心里的光,慢慢走去。

  第六章 风尘初吏

  光绪二十七年的深秋,叶东虓穿着崭新的青色官袍,站在淮安府衙的仪门前。檐角的铜铃在风里摇晃,发出清越的声响,像在提醒他——从今天起,他不再是那个背着包袱赶考的举子,而是朝廷任命的淮安府推官。

  领到任职文书那天,他去松筠庵向梁启超辞行。梁启超正和几个维新派友人整理《新民丛报》的稿件,见他来,放下笔笑道:“东虓此去淮安,正是一展抱负的好机会。记住,为官不在大小,要在为民办事。”说着从书架上抽出一本《佐治药言》,“这是我恩师张之洞先生推荐的,你拿去看看,治狱理事都用得上。”

  叶东虓接过书,指尖触到扉页上“勤慎廉明”四个字,心里沉甸甸的。他知道,淮安虽是富庶之地,却也是漕运要冲,官商勾结、匪患猖獗,前任推官就是因为查处漕运贪腐,被人暗害在任上。

  “任公放心,东虓定不负所托。”他对着梁启超深深一揖,转身时看见书案上放着江曼寄来的信,字迹依旧娟秀,说她父亲的绸缎庄在上海开了分号,她也跟着去了女学堂,“这里的先生教格致、算学,还有女子修身课,比聚贤堂有趣多了。等你安定下来,我寄些新学课本给你。”

  此刻那封信就揣在他怀里,像颗暖炉熨贴着心口。他回头望了眼京城的方向,灰蒙蒙的天空下,鼓楼的轮廓若隐若现。这半年来,他在京城见识了太多——有王公大臣的奢靡,有维新志士的热血,也有街头乞丐的悲苦。这些都像刻在他心上的烙印,提醒他为何要走上这条仕途。

  淮安府衙的同僚们对这位新推官充满好奇。有人说他是“梁启超的门生”,怕是来查漕运的;也有人说他年纪轻轻中了进士,定是有些真本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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